张国焘为了排挤原五军团的千部，采取“剥笋政策”，先是派黄超到五军团任政委，又派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后来把我调到四方面军保卫局任秘书长(曾传六任保卫局长)。

  我去之前，、罗世文都被关押在保卫局，我去时，己将他们放了出来，但也只是让他们搞搞油印，刻刻钢版。我建议给他们一些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曾传六赞同我的意见，认为很有必要，但他却无力实施，因为他上面还有张国焘、陈昌浩等人。

  在这个时期，每到一个宿营地，我都是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住在一起我俩很谈得来，经常交流一些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

  1936年夏天，英勇的红二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长征来到甘孜地区，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了在朱总司令和、、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同时在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更由于南下时在天全芦山一带打了大败仗，部队损失不少，张国蠢终于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重新北上一天，朱总司令找我谈话，正式征求我对调任作战局长的意见。

  我面带难色地说:“朱总啊!我以前搞作战工作太少，缺乏经验，还是让我搞别的工作吧?要不，让我去红大学习吧?”

  我终于说出了我的顾虑:“我一直做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做得少，更怕张国焘给小鞋穿，也不想和李特这样的参谋长搞在一起。”

  总司令耐心地说:“你能够担当这一工作，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的，其中也有我的意见。我希望你去干，而且要把工作干好!”他又说:“现在的形势变了，马上要与二方面军会合了，有人再想独断专行，搞分裂，已经办不到，我们很快会重新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

  总司令一再强调这个工作很重要，对我寄予期望。我望着面前这位慈祥的长者，我熟悉敬重的首长，不好再讲价钱了，便痛快地答应下来，立即上任。

  总司令很高兴，又指示说“你去了以后，必须抓紧做好三过草地的准备工作。要提高警惕，加强侦察，掌握敌情，防止敌人骑兵的袭击。还要筹集足够的粮食，多带些盐巴、辣子。杀了耗牛，牛血、牛皮都可以吃，牛骨头也不要扔掉，煮汤喝是很有营养的。”

  在总司令耐心地劝说下，我愉快地走上总部一局局长的岗位，并遵照总司令的指示，积极部署部队重新北上过草地的各项行军作战事宜。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胜利会师，不仅粉碎了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计划，而且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发展革命战争创造了条件党中央政治局及时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

  同时，为加强干部交流，朱总司令从一方面军选调一批师长到四方面军工作，如郭天民任四军参谋长，张宗逊任九军参谋长，彭绍辉任册军参谋长，李聚奎任姗一军参谋长，曹里怀任四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k(后由我接任)，还派去了不少参谋。

  会师后不久，张国焘闹分裂，不顾同志们的反对，一意孤行坚持南下，于9月中旬，电令红军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回师南下，再次通过草地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此时，茫茫草地已是寒风凛冽，部队缺衣少食，许多同志因疲劳冻饿倒毙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至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天芦名雅邛战役失利后，被迫撤至名山西北地区。

  1936年3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朱德、的指挥下，占领了四川西部的炉霍。

  炉霍，是座以庙为主体的古城，坐落在大雪山麓的河谷之中，达曲河与尼柯河两支激流的交汇处它在群山环抱之中，四周高山耸立，山顶覆盖着皑皑白雪，河谷里绿菌辅地。炉霍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镇子不大，藏胞们居住的石头房子，像一朵朵蘑菇，稀稀落落地分布在那些庙的周围。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调到四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当时，朱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偕红军总部随四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所以，四方面军司令部也是红军总司令部。李特是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司令部下设作战局等四个局。

  作战局下设作战科、侦察科、机要科和管理科。记得作战科长是原四军十师政委李发义，侦察科长是毕占云。作战科的参谋有周顺华、张怀礼、孙继争。过草地的前几天，陈明义也到了作战科当参谋。

  四方面军的通讯条件极差，各军只有一部电台，总部虽有两部电台，但徐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分居两地，徐总在炉霍，陈政委在甘孜，相距数百里，一切联系全靠红色电波传递。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与各军联络均要司令部协助办理。

  朱总司令、总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和徐总指挥亲自选拔司令部各局各科的人员。刘总长亲自给司令部上课，讲司令部工作的任务、各局各科的职责，参谋应具备的业务知识和政治素质。徐总讲司令部各局各科参谋的战时任务和工作，以及不同业务的参谋的业务技能、达成目标的手段等。

  司令部面临的任务是繁重的:要做好四方面军各军和直属队的整编计划和实施方案;要协助四方面军政治部做好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做好四方面军北上过草地的筹备工作，尤其是要解决部队的给养、粮株等问题;要抓紧休整期间的军事训练;还要拟制四方面军北上的计划，确定北上的行军路线。

  整个整编工作是按照司令部拟定的计划顺顺利利地进行的，司令部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和事务工作。经过整编，调整了干部，充实了连队，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战斗力。

  筹粮工作是司令部抓的头等大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非常明白，在当时粮食奇缺的情况下，如果不筹足粮、盐、牛、羊等物资，要想让几万大军爬过层峦叠嶂的雪山和数千里茫茫草地，是绝对不可能的，北上抗日也是一句空话。为此，我带领司令部人员制订了筹粮计划，采取了一系列的筹粮措施，积极努力配合供给部门到山丛、河谷去用银元买青棵、豌豆和牛羊，并收购羊皮、牛皮赶制御寒背心.用牛皮剪割制鞋。

  因为需要量大，时间又紧，干部战士只能克服极度疲劳达成目标。并且要对付当地士司头人武装的袭击，不知有多少干部战士为筹粮而牺牲在千山万壑之中。司令部也为此煞费尽了心血。朱总司令付出的心血最多，采取的措施最得力。

  我们刚进炉霍时，藏族同胞都跑了他们听信了反动土司和反动派的造谣煽动，纷纷带着粮食、牛羊跑进深山躲藏。镇子里荒凉冷落，红军没吃没喝没住，境遇很艰难。面对这样的情况，素有经验的朱总司令立即意识到不但要让群众了解红军，更有一个正确贯彻少数民族政策间题。于是，他向全军宣布了四条规定

  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未及带走的牛和羊采取这些措施后，藏胞仍然没有回来。朱总司令看见一片片土地还荒着，可春播下种时节已经到了，误一节就要误一年啊!他跟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同志布置，要我们一方面继续组织人员上山喊话，宣传民族政策，劝说藏族同胞早日回来，一面要求红军组织力量把地种上。

  我们司令部的人员迅速行动起来，帮助组织了动员大会，向各支部队发文传达了总部的号召红军指战员行动起来了，把缴获的粮食背出来，用作种子没有镢头，就用挖工事的小铁铲翻地，甚至把树棍子削削，凑合着翻地。朱总司令改作夜晚办公，白天也参加翻地播种活动，在他的带动下，寒冷的炉霍周围掀起了春播种地的热潮。

  这些行为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认识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纷纷从躲藏处回来了，像对待子弟兵一样对待红军。

  为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司令部按照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指示，积极组织部队筹粮、打草鞋、捻毛线织袜子和手套、制作羊皮背心等。我们司令部每周要画一张一览表，将各军和直属单位慰问二、六军团的准备情况，用数字汇总报告徐总，使首长及时了解进展情况。当二、六军团进入甘孜时，看到四方面军兄弟们为他们筹集的大批粮食、牛羊和食盐，为他们腾出的千净房子，还有一大批由四方面军指战员亲手制成的毛衣、毛袜子，一堆堆烧火用的木柴，他们非常兴奋和激动，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不断地说着感谢的话语。我们司令部人员的紧张与劳累都得到了补偿。

  司令部还抓紧了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在各部队开展了热烈的军事训练。针对当时部队的情况和敌情、地形特点，根据总指挥的指示，我们着重组织进行了打敌骑兵、打堡垒和夜间战斗训练。在全军练兵热潮中，上自军长，下到炊事员、饲养员，都毫无例外地卷进了训练之中。除白天训练外，还加强了夜间训练。司令部不时地抽调部队进行夜间爬山、投弹、侦察、联络和射击训练。

  鉴于一方面军三军团与敌人骑兵作战的经验教训，司令部尤其抓紧了部队的打骑兵训练，首先是克服部队的恐惧心理，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我们通过一定的调查了解到，敌骑兵在草原上作战，纵横驰骋，速度快，声势大，突发性强，往往会给人一种震慑感。为此，我们同政治部一起抓了部队的心理素质训练。同时，在火力配置上作了调整。过去打防御战往往是一字阵式摆开，战士都取卧姿射击，容易被敌人骑兵冲垮。现在改为方阵式队形，根据前后不同位置，战士分别采取卧、跪、立三种姿势射击，形成一个高、中、低三层火力网来对付骑兵后来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

  部队整编之后，四方面军司令部还协助政治机关大力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四方面军建立了专门领导部队体育文娱活动的组织一一红场委员会这也是朱总司令倡议和发动的。他见战士们白天劳动，晚上值勤，休息时间太少，身上缺乏御寒的衣物，吃的又多是野菜，一个个面黄肌瘦，体质弱得快要支持不住了，于是便提议趁休整的机会，开个运动会，激励大家健身，振奋精神。

  红军指战员响应总司令的号召，积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准备在运动会上大显身手。场地很简陋，器材基本没。战士们有办法，他们在草地上挖个沙坑，练习跳高跳远。用草皮堆上跨越障碍。班与班之间用装满羊毛的“篮球”进行对抗赛。条件虽然简陋，指战员精神十足，炉霍周围到处龙腾虎跃。

  5月1日、结合纪念国际劳动节，运动会开幕了运动场选在炉霍镇西南的一大块平地土场地一端用树木和石头搭起了一个临时主席台，主席台前面挤满了参加运动会的指战员和观赛的藏族同胞，特别踊跃热闹。

  运动会像模像样地开了三天。这是一次內容丰富的运动会，既有球、田径赛等传统的运动项日，还有别出心裁的跨越障碍、刺杀、投弹、骑兵表演等军体表演，还有司令部规定的识图、测距、识别和利用地形地物等特设项目。群英荟萃，士气高昂。各军及总直属队选拔出的好手，一竞雌雄。

  还举行了政治测验，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主要测试内容。还开展了讲演歌咏活动进行篮球比赛时，朱老总亲自当裁判我们司令部组队跟红军大学队打。我是带球手.是主力队员，打后卫，也是主力队员，刘琦也是主力，还有一个炊事员和另一个同志不会带球，但可以传球，红大队主力队员有曹里怀、张宗逊、李井泉等。朱总司令当裁判很认真，跟着满场跑，吹哨子，活跃得很，累得大汗淋漓。

  比赛结果，我和刘琦各进了一个球，红大队一个球未进。打赢了的队夸朱总司令裁判得好;打输了的队急了，埋怨他不公平。他呵呵一乐，摆手摇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昌浩也饶有兴味地观看比赛。他感慨说:“长征以来，还没这么激烈的比赛哩! ”

  前所未有的项目，是5月3日举行的烧牛粪比赛。这是朱总司令特别提议增设的项目。他考虑到，在茫茫草地上不但粮食困难，连烧柴都难找。部队就要开进草地了，牛马粪必然是常用的燃料。可是，用牛马粪烧饭是门学问，不懂门道的会千抓瞎，根本烧不着。

  赛前，指战员们向取经，还开动脑筋想了许多办法比如，把鲜牛粪做成一个个大饼子，贴在墙上晒干。有的人还专门做了能够“推闭拉张”的风匣子，用风力使牛粪燃得更快。

  比赛的时候特有意思，可以说蔚为壮观。信号枪一响，数千名战士几乎同时划着了火柴，刹那间，田野上冒起了缕缕青烟，袅袅飘向蓝天。一阵阵欢呼声震撼山谷。

  朱总司令、徐总指挥都开心地笑了。他们看重的当然不光是比赛成绩，而是红军指战员掌握了一椿在草地生存的大本领。